为什么提到同性恋就联想到艾滋?

2021-02-06

每年到了12月1日艾滋病日,就很容易看到大面积的防艾宣传,这天差不多也是同性恋在主流媒体上可见度最高的日子。

“为什么总是把艾滋病和同性恋扯在一起?”
“男同感染率高是事实,为什么不能正视问题?”

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对话在每年艾滋病日都会在不同群组里发生,十年前和今天没有太大的变化,真希望吵架的话题变成U=U是低风险还是零风险。

艾滋病提升了同性恋的可见度,也确实加重了同性恋的污名化形成了双重污名,所以这里不谈艾滋病是否造成了同性恋的污名化,这个问题过于复杂。这里只讲讲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境下开始了同性恋与艾滋病的双重污名。

一点历史

1985年11月20日新闻联播报道了美国爆发疫情,称一种被称为艾滋病的病毒在男同性恋中传播,这是央视关于艾滋病与同性恋的报道。

2004年,中国卫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中国男性同性恋人数及艾滋病感染的数据,为2%-4%与1.35%。之后新浪网等媒体开展“中国同性恋调查”,全面透视中国同性恋群落。

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同性恋与艾滋预防专题节目“以生命的名义”,大玮未使用马赛克完全出镜,这是中国第一个同性恋与感染者双重身份公开出镜的人。该节目对他造成了让他意想不到的后果,接连被迫退学与被赶出出租屋,很长时间里难以找到一份工作。

在西方八十年代之前,为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形成了同性恋聚居地的街区,比如旧金山的卡斯特罗街区与洛杉矶的圣莫妮卡街区。他们在一起抱团取暖,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当艾滋病爆发,他们开始走出聚居地,通过集会抗议呼吁政府的关注,呼吁政府投入力量研发药物,伴随着媒体的报道,同志群体的可见度大幅提升。

我们的历史虽没有西方激烈,但也非常的相似,最初是艾滋病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毕竟艾滋病不仅仅在男同里传播,迫使官方必须要正视它,也因此同性恋开始呈现在媒体报道中。

媒体话语权的变化
在互联网到来之前,传媒的主要方式是电视与纸媒的报道,栏目与报社主编拥有报道的话语权,即便有个别思想先进的年轻记者想写同性恋话题,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性恋话题是没有机会呈现的。

当艾滋病议题公共化之后,人们开始公开的讨论艾滋病,艾滋病不再是避而不谈的话题。这时候想报道同性恋话题的那些思想前卫的记者找到了能够呈现同性恋人群生存状态的机会,那就是通过对艾滋病的报道引出这一人群。因为不谈艾滋病,就无法让同性恋的出现在媒体报道上!

在艾滋病的各种传播渠道中男同的传播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渠道,报道起到警示作用是必要的。但众所周知,异性恋中也有大量的艾滋病感染与吸毒,但大家不会把异性恋与这些划上等号,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亲朋好友都是异性恋,大家都知道这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

而同性恋难以出现在媒介与影视作品中,当同性恋好不容易能出现的时候,却是和防艾宣传与法制犯罪等出现在了一起,所以造成了污名化。

互联网的发展渐渐打破了这样的媒体语境。2000年年底毛宁遇刺,引发了大量媒体报道,当时中国的互联网开始发展出现了BBS。年龄大的朋友对我讲那时候早期的网民在BBS上讨论这个事情,他花了的很多时间和对同性恋恶语相加的人吵架。互联网的到来,让同志个体有了发声的可能。之后的博客时代开始让同志的故事在网上传播起来,这些故事关于家庭,关于温暖,关于爱,展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同志社群的自我认同觉醒也在互联网的浪潮下加速发展。

随着话语权的变化,报道从下半身到完整的人,从看不见人到打码再到出镜,从疾病到同志亲友,从卫生问题到教育、家庭、养老、生育与健康等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同志议题的报道更加多元化,也看到了一些新一代的年轻人想去除艾滋病带来污名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