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使用一个人的人称代词是对TA的尊重。

如果有位朋友说「请用『她』来称呼我」，那么这意味着这一代词很可能对她有重要的意义。无视这个选择，甚至故意使用错误的代词，更会伤害对方，在学校、医院、工作场合等空间创造出充满压力的不平等环境。

上面这段话已经用到了代词「她」和「TA」。尤其对跨性别群体来说，「她」是表达性别认同的方式之一，也指出了性别作为社会建构的流动性，然而，「她」的使用也因此带上了新的争议。虽然别的代词也受关注，但至少在英语文化里，「she」似乎最常被恐跨的人搬出来。

「TA」虽然尚未在官方层面成为中文的一部分，但在许多地方都能见到的「TA」，已然反映了人们对性别平等、打破二元性别结构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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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跨者常会选择嘲笑或攻击代词。图片来自网络（下同）

带着对语言和性别概念的好奇，笔者阅读了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2009年出版），以及Dennis Baron的《你用什么代词？》（What's Your Pronoun? Beyond He & She）（2020年出版）。

前一本书叙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因为缺少区分男女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现代汉语中的「她」被发明和认同的过程，有趣的是，后一本书则将第三人称单数但不单指男女的代词称作「英语中缺席的字」，并回顾历史上这一缺失的影响。

回到当代，Baron认为单数的「They」就是人们寻找的答案，通过概述两本书中的相关内容，笔者希望提供一个思考历史的空间。

带有性别的人称代词赋予我们什么，又局限了什么？它们为何时常能在文学、法律和生活等层面造成不小的影响？当特定政治环境中出现新的需求，不同语言具体怎样接受新词语？面对语言的不断更新，人们又是什么态度？

这些问题并不全面，但我们应该开始思考代词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单地将「她」和「他」当作自然的事。

《“她”字的文化史》通过大量史实考辩，黄兴涛为「她」字撰写了一本传记。今天，「她」可以说正好一百岁左右。‘

早在19世纪初，「三单」代词的性别区分问题就已经出现，引起了包括来华传教士和本土翻译者在内的许多人的注意，也启发了一些试验，英语第三人称代词分「He」「She」「It」，但汉语当时通用「他」，没有合适的对应词汇。

笔者按：黄兴涛表示，英语是晚清时候对中文影响最大的语种。

另外，很多西方语言里，和性别无关的名词也有「语法性别」，常有阴性、阳性、中性等，常要求动词、名词、形容词等互恰，类似英语里的「三单」规则。

上述三种「语法性别」也存在于古英语里，但现代英语里，它们仅保存于非语法意义下与性别相关的名词和代词等，部分解释「He」「She」「It」的存在形式。）

到了五四前后，这个问题又受到热衷现代性、乐于精确分化汉语的革新者关注。

1918年，周作人最早在《新青年》上进行公开讨论，其中透露刘半农创造「她」字的设想，后者也因此被视作「她」的发明者（笔者按：「她」作为意义不同的汉字已经存在）。

关于「She」译法的辩论由此展开，文人们提出了各种可能，甚至卷入敌对派系，1919年，同样通过《新青年》，周作人和钱玄同成为了支持「伊」的先驱，「伊」在古语里其实和「他」类似，本不具有性别含义，但「伊」和「她」最终成了主要竞争者，两者都有人开始使用。

比如说，康白情在「男女同校」新潮的背景下，率先尝试「她」，而「她」也逐渐运用在新文学中；不过黄兴涛指出，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并不是「她」第一次出现在诗歌里。

有趣的是，「她」在这些早期实践里常被创造性地使用，根据黄兴涛的形容，「她」在康白情的文章里「决然而出，活脱登场」，是「一个饱含对异性的人格尊重和才识敬重的代词符号」，强调女性是一个正走入社会、参与政治的群体。

文学作品中，「她」也有「夺人眼目」的效果，例如在诗歌里用于作白话诗，或巧妙地拟人，或强调女性独特的境况，或象征个体外更广泛的命运，有时还成为国家、理想等的符号。

她么？

她嫁了么？

她的夫是一个残暴的野兽么？

她是二十世纪的新人物，情愿牺牲她毕生的幸福么?

她也是完全的一个人，谁敢夺她的自主权？

唉！嫁的是她么？

——节选于金德章《她么》

（笔者注：「她」在这里不自由而不能做「她」，同时也被赋予了时代特有的意义，和「二十世纪的新人物」所表达的女性自我意识相呼应。）

与此同时，「她」字也面临了大大小小的争议。除了语言上的考虑，有人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批评「他」是人字旁，而「她」是女字旁，其中对女性人格的否认，还被当时一些人用作「它」的「牠」衬托出来。

类似「英雌」和「英雄」，抗议语言政治的声音持续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她」而不是「伊」被广泛认可，并逐渐受到小说家、国语运动下字典和课本编者方面的支持。

对于「她」的胜利，黄兴涛认为这有「值得深思的的语言历史和时代政治文化之因缘」。

根据他的总结，「她」发音上「言文一致」、左翼文化运动追求大众化、新时代对现代性的诉求、中西交流打开的想象空间（但不仅仅反映不平等，语言也无本质优劣），以及 「她」的符号化——这些因素都启发了「她」的发明或参与了「她」的认可，前两者尤其使「她」相对「伊」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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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建立的妇女刊物《解放画报》

总体来看，「她」参与了妇女解放、白话文、新文艺以及民族主义等运动，也参与了性别和社会关系的重构，笔者认为，「她」被构建出的意义不一定完全是积极的，但我们至少看到一个代词可以在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尤其从百年后回顾，「她」被接受背后的复杂逻辑表明，代词可以有很强的社会意义，选择使用哪些代词不仅是简单的语法或语用问题。

最后，摘录书中的一段话：

「认同的进程往往伴随着『反抗』的声音，而且认同的趋势愈强烈，愈是快接近最后胜利，反抗的声音有时也可能更为激烈。『她』字的认同，便是如此。」

黄兴涛的叙述大多建立于二元性别的基础上。或许「她」字的文化史在近年又有新的篇章，另外，五四时期的「她」字似乎也不完全是二元的。

笔者想，既然「她」在诞生之际用来区分不同的经历、独立的主体性，那么可不可以说「她」的主流化反映了对新身份、新体验进行表达的需求？虽然新的意义不断附加，但中文里的「她」会不会有一天变得不足？

随着二元性别概念越发难以形容人们的体验和身份认同，英语世界中，现在改变传统代词用法的潮流正猛，有趣的是，Baron指出，缺少一个第三人称单数但不单指男女的代词，是英语作为一个语言的历史问题。

英语有「He」「She」「It」，但无法通指男女或不带性别对个体进行表述，历史上，人们曾用所谓的普遍「他」（Generic He）去代表男性和女性。

Baron认为，有些普遍「他」的支持者沿用拉丁语里对阴、阳、中性的阶级制，让更强的「他」代替「她」和「它」，然而，普遍「他」不仅反映父权，而且在选举权、司法、就业、从政等众多领域，它可以直接将女性置于不利地位。

当权者大多坚称普遍「他」代表男女，甚至将这种解读写入法律，但Baron举出很多例子证明，遇到能否投票、就任官员职位等问题时，女性常因为法规里某个「他」指男性这个理由被拒绝；但在惩戒类的问题上，「他」却可以指「她」。

该海报讽刺「『他』是普遍的，但女孩不让进！」英国和美国19世纪支持女性选举权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不公现象，要求如果一处通用，律法中所有的「他」都应该通用。

在维权的影响下，代词带上了额外的政治意味，普遍「他」不再理所当然，引出发明新代词的呼声。

这之中，反对者常责备女权运动「毁了英语」，但普遍「他」在文化中的败落已是事实，相应地，不论是出于平等包容的理念还是想改善语法，自18世纪开始，就有各路人马（包括立法机构）提出新代词来填补这个一直存在的空缺。

Baron在书中附上了长达60页的清单，记录1770年到2019年间的各种不分男女或非二元的「三单」代词，这些发明的代词有些进入了字典，例如「Thon」；有些仍被少数人使用，例如「Per」「Hir」「Xe」等。但Baron认为，没有一个真正广泛传播而成功。

今天的人也许更容易把新奇代词和酷儿联系起来，尤其是性别认同与性别表达方面的多元化群体。的确，英美当下的公众讨论越发关注代词的用法，使用正确的代词，作为一种反歧视维权，让学校、监狱等空间中的相关政策成了法庭上辩论的内容。

另外，针对跨性别的「文化战」也是主流对性别权利、少数群体权利整体抗拒的反映，甚至牵连语法也有了争议。此外，Baron还特意区分了代词「性别中立」和「非二元」的不同功用——

前者可以包含所有人或隐藏某个人的性别，例如「有人丢了TA的钱包」；后者更有当代的特色，指一个确定、已知的人，表达TA不限于二元性别的自我认同。

2016年，原多伦多大学教授Jordan Peterson公开拒绝使用跨性别学生的代词。扬名后，其成为右翼政治反对「政治正确」的领头人物之一，类似过去「『他』包括『她』，违背天性和语法」的声音，总有人抱怨单数「They」不合语法，借此否认使用They/Them的酷儿。

对此，Baron指出，不论书写和口语，大多数人其实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单数「They」，此外，「You」其实曾经只指复数，17世纪才对普通人具有第二人称单数的意义；而这一演变甚至不构成前例，因为单数「They」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4世纪。

古英语中「They」并不存在，是古人改进分不太清的「He」「Heo」「Hit」「Hi」（对应 「He」「She」「It」「They」）时，从古诺斯语借来的。

Baron认为，作为习惯用语，单数「They」已经不可挽回地被大众接纳，这样，单数「They」既可以提供缺失的通用代词，也在起到非二元代词的新作用（相对来说较新），双重满足了当下英语的需求。

笔者想，像中文的「她」，单数「They」背负了重要的文化意义，也由此得以更广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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